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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石，不仅是创造财富的源泉，更是实现自我价值和自由发展的途径。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提出了劳动解放思想。这一思想有着多维的理论来源，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自由解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是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所在。

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的理论探源

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作为其理论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形成并非孤立的理论创新，而是建立在对古希腊罗马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等的辩证扬弃之上。

古希腊罗马哲学将劳动与等级制度紧密关联，为马克思思考劳动解放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和批判起点。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区分了“自由人的劳动”与“奴隶的劳作”，这一区分不仅确立了“劳动”的类型学分析框架，更明确了劳动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性质，即同样的生产活动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意义。亚里士多德的洞见为马克思在阶级视野中把握劳动的本质提供了思想源泉，使马克思能够透过劳动的表象形式深入到生产关系的内核。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则揭示了劳动异化的早期形态，即当劳动从人的本质活动异化为可被购买的商品时，劳动者便失去了自由的本质规定性，“各种雇工的收入也是与自由人不相称的，卑贱的，因为被购买的是他们的劳动，而不是技艺”。马克思在批判继承这一思想传统时，摒弃了其中将体力劳动视为“卑贱之事”的贵族偏见，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揭示了劳动异化的历史根源，即私有制下的阶级对立使劳动从“人的本质活动”异化为生存压迫的手段。

德国古典哲学构建了辩证思维方法体系，为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注入了深刻的哲学批判维度。康德确立了“人是目的本身”的原则，为劳动解放提供了价值尺度，确立了人的绝对价值和尊严，认为劳动者不应作为资本增殖的手段，而应成为社会发展的目的本身。黑格尔构建了辩证法，并揭示劳动在改造自然与塑造自我中的双重作用，即“对于对象的否定关系成为对象的形式并且成为一种有持久性的东西，这正因为对象对于那劳动者来说是有独立性的”。可以说，黑格尔首次从本体论高度阐明了劳动的双重否定性质：劳动既是对自然对象的否定性改造，同时也是主体自我意识的对象化过程。这种辩证理解使马克思认识到劳动的历史生成性本质，即劳动不仅创造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创造人本身。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确立了劳动价值理论框架，为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奠定了政治经济学分析基础。威廉·配第首次将劳动从道德哲学领域引入经济分析的核心，使劳动成为理解社会财富生产与分配的关键变量。他明确提出：“所有物品都是由两种自然单位——即土地和劳动——来评定价值。”亚当·斯密则系统阐释了劳动价值论的双重性：一方面“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另一方面它在提升生产率的同时使劳动者陷入“迟钝与无知”的状态。斯密的这一矛盾分析为马克思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提供了重要启发——生产力的发展与劳动者的全面发展之间并不必然同步，反而可能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下形成对立关系。大卫·李嘉图坚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单一性原则，提出“土地产品在支付地主和劳动者后的剩余部分必然会属于农场主，成为农场主的资本利润”。可见，在李嘉图看来，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对抗性本质体现为：劳动剩余部分的价值的产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社会关系问题。这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切入点。马克思将劳动价值论发展为剩余价值理论，从劳动异化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实现了从经济现象分析到社会关系批判的理论飞跃，大大扩展了劳动解放的本质性内涵。

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的基本内核

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深刻揭示了劳动与人类解放的内在统一性，将劳动视为人实现自我价值和展示人的本质的重要途径，并将理论旨趣引向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思想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围绕“劳动为何”“劳动何以解放”“解放路径何在”等核心命题展开。

劳动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志，是人的本质性活动。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而生产生活本来就是类生活。”劳动，这一生命活动及由此衍生的生产生活实践，对于人类而言，最初可能仅被视为维系肉体存续需求的手段，其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让人们形成了复杂的社会分工与合作体系，促进了语言、思维、科技及艺术等人类文明的诸多成就的发展，从而使劳动成为人类的“类生活”本质，即一种超越个体生存层面的社会性、创造性存在方式，并最终将人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具有独立意识和自主能力的主体，能够有意识地、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活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通过劳动，人能够将自己的目的和意志物化到劳动对象中，创造出蕴含使用价值的产品，这一过程实质上是对自然界进行能动改造的过程，也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展现与自我超越。

劳动解放是将劳动自由的权利赋予劳动者自身。劳动作为人的本质活动，体现了人的自由自觉性。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异化，集中表现为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人的类本质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全面异化。这种异化状态使劳动沦为“生命的外化”，劳动者创造的财富越多，自己就越贫困；劳动越进步，劳动者就越退化。这种异化劳动使劳动从人的本质活动沦为谋生的手段，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失去了主体地位，劳动者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劳动者在劳动中感受到的不是自由和快乐，而是痛苦和压抑。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种异化劳动，是对人的本质性否定，不仅扭曲了劳动本质，更深刻地影响了劳动者的生存状态、社会关系乃至整个社会的结构。因此，异化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对抗性矛盾的劳动形态表征，劳动成为对抗性的社会关系的现实载体。要将劳动自由的权利重新赋予劳动者，实现劳动的真正解放，就必须从根本上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使劳动者能够自由联合与共同创造，实现劳动过程的自主性与创造性，使劳动成为劳动者自我实现与全面发展的途径。

大力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劳动解放的重要方式。物质基础对劳动解放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劳动解放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之上，只有当社会生产力达到足够发达的水平，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以满足人们的需要时，劳动才能从“谋生”的手段转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从而实现劳动的本质回归。“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劳动才能真正成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自由活动。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条件下，劳动者不再局限于单一的、重复的体力劳动，而是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多样化的劳动形式，从事创造性的工作。“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这种多样化的劳动形式不仅有助于提高劳动效率，更能激发劳动者的创造力和主动性，使劳动成为一种愉悦的、富有成就感的活动，从而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和精神世界的丰富。

在当代社会中，科学技术正在重构劳动形态，共享经济正在重塑价值分配，人类正在经历从“物的依赖性”向“自由个性”跃迁的伟大变革。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不仅深刻指明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关系的变革道路，更是通过劳动价值确证与主体性复归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新的证明，人的本质得到新的充实”。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为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和行动指南，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

（作者：严国红，系浙江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2025-0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