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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写道：“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为我们指明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共产党宣言》中的一般原理问题，也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看待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科学理论要时刻与具体情况相结合。

马克思恩格斯毕生都在寻找“改变世界”的方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一方面拜先哲为师，另一方面以实践作工具，检验先哲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早年生活在德国，他们的思想观点有着直接的理论来源，即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中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思想理论。比如，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都曾被马克思奉为精神偶像，但他并没有机械地照搬这些人的理论，而是将其放在实践中进行检验。马克思用黑格尔的革命精神和辩证法的“批判的武器”来克服康德哲学中抽象和具体的对立；继而在实际工作中，又发现黑格尔的思想并不能帮他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于是坚决同黑格尔唯心主义决裂，宣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最终他了解了“革命实践活动”的目的，认识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是机械的、片面的、非历史非辩证的，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实现“改变世界”的目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在守正创新中实现各个世代的依次更替。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恩格斯则从理论层面诠释了守正与创新的统一，他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和内容”的思维是对原有思维的突破与超越，而这种超越并不是一次完成的，任何真理只是对事物的某一阶段、特定过程的正确反映。恩格斯曾以技术的发展为例指出，当技术革命的浪潮正在四周汹涌澎湃的时候，“我们需要更新、更勇敢的头脑”。

马克思主义自身涵括着守正与创新相统一的属性，这一点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所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唯物史观角度批判资本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共产主义的实现源于一般规律的作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揭示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马克思在不同著作中，从不同角度论证共产主义实现的必然性。可以说，马克思守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正”，而论证“共产主义理想”必然实现的角度与方法则是“创新”。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这说明，任何一种理论，只有与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与这个国家的文化贯通融合，才能指导推动国家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进步。一百多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固本培元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坚持守正创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具有在实践中不断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理论品质。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我们要做到守正创新，就要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新时代新征程上，守党的全面领导之正、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正、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之正、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之正、守中华五千年文脉之正，归根结底是要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正，守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之正。创理论之新、实践之新、制度之新、文化之新，归根结底是要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新，创中国式现代化之新，创人类文明形态之新。在守正中把稳方向，在创新中寻求突破，不断以发展着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2025-08-03）